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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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宜婷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2019, 0(4):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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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高利圣咏出自格里高利一世教皇之手并产生于黑暗混乱的六七世纪之交，这一颇富戏剧色彩的传奇故事长久以来一直占据着西方音乐史叙事开端的醒目位置。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通过对老罗马圣咏、格里高利一世本人的著述及其所处历史语境，以及这一传奇诞生的加洛林9世纪历史状况等方面的调查研究，已从多个角度全面破解了格里高利一世创造格里高利圣咏的神话。本文即针对这一神话的产生及其历史传统，以及当代重要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进一步探索加洛林人在官方层面确立格里高利圣咏之正统地位所显示出的重大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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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施特劳斯《日本进行曲》考辨

梁爽, 查太元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2019, 0(4): 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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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施特劳斯（Josef Struaß）曾于1862年赴俄罗斯演出，期间遇日本“文久遣欧使团”到访，集多因而成《日本进行曲》(Japanesischer Marsch）为庆典节目，作品钢琴乐谱亦于圣彼得堡出版发行。唯此作品演出次数渐降，乐谱佚失，作品淡出乐界视野，当代方有研究者于奥地利国家图书馆觅得乐谱，使作品重见天日。此作品曲式异于作者其他进行曲作品，且引用中国民歌《茉莉花》与两段颇具东方韵味的旋律组合成曲。因晓此作品者尚少，曲中部分引用素材待辨，且无人提出关于作品文化层面的合理解释。本文综述此作品形成概况之余，将分析作品曲式、考证引用素材来源，并为曲题及内容之间关联展开文化层面的推论，既凸显作品本身价值，亦可作为中外文化交流过程的一项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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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缅景颇—克钦字母谱研究

徐天祥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2019, 0(4): 2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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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缅跨界民族景颇—克钦族使用的字母谱，是一种由西方传来、以英文字母记录音乐的谱式，被学界称为“来嘎努”。根据笔者的调查与重访，这一称谓应源自景颇支系语言laika+英语词汇的变音nut，它属地方性或部分人士用语，缅甸克钦人多用英语原名Tonic sol-fa。字母谱高低八度符号有不同记法，其原型为小竖线，这可能源于西方乐理中的音组标记。景颇—克钦字母谱除各国通用的传统样式外，还有采用傅谱节奏、通用简谱节奏等样式。传统字母谱未进行本土化，傅谱节奏的字母谱则进行了间接、有限的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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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谣艺术生命力的升华——以间宫芳生的两首民谣作品为例

胡银岳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2019, 0(4): 4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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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宫芳生是日本最具影响力的作曲家之一，以民谣为素材的创作最为出名。本文选取他的两首民谣作品，从作品的旋律特点、结构方式、钢琴创作几方面着手，探讨了他的民谣创作在旋律上如何保留民谣的风格,结构上如何突破传统以及从钢琴创作上如何反映民谣的生活气息，从而建立自己的独特风格，使民谣的艺术生命力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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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曼晚期艺术歌曲中节奏和节拍的情感表达作用

〔加〕哈拉尔德·克雷布斯著, 戴宇译, 郭新校与译后记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2019, 0(4): 6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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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奏和节拍是舒曼音乐中重要的情感表达元素。舒曼的艺术歌曲，最能够体现出他对节奏和节拍表情潜力的把握。因为歌词的存在，我们可以确定舒曼所试图表达的内容。本文聚焦于三种不同类型的节奏和节拍的运用：诗歌节奏的变形，节拍失谐，以及合并节拍的不规律性。本文只讨论舒曼的晚期歌曲，不仅是因为它们更加不为人所熟知，更是因为本文将讨论的其中两种节奏和节拍的运用（节拍失谐以及合并节拍的不规律性），在舒曼晚期歌曲中尤其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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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理念与技术创新驱动下的中国电子音乐发展

赵晓雨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2019, 0(4): 83-9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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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音乐是音乐艺术与现代科技结合的产物。中国电子音乐的实践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比西方发达国家要晚近四十年，经历了从拿来到吸收，再通过不断丰富，建立起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的过程。中国电子音乐的发展，得益于创作者艺术理念的不断更新、对前沿技术的掌握和学科建设的完善、国际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今天，中国电子音乐以独特的艺术语言和创作方式，正在为世界电子音乐的发展贡献中国的智慧和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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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化”语言在《文咳咳武咳咳》中的运用与演奏分析

刘琉, 董芳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2019, 0(4): 9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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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民间曲调往往多以“线性”思维呈示，以“单个音”的基本表现手法，发展作品，体现多维度的内涵与意义，从中呈现出作曲家的美学倾向以及中国当代民族音乐的多元融合属性。本文着重从演奏的角度探析中国传统音乐语言中的“腔化”特质在当代钢琴作品《文咳咳武咳咳》中的运用，并透过音乐创作技法中的三个层面——横向线性旋律、纵向音高组织以及钢琴织体，提炼出钢琴演奏技法中的六类“腔化”语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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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合奏的合作表演研究

〔英〕简·金斯波, 周全译, 胡育蓉校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2019, 0(4): 10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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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九、十部乐施用情况新考——兼与《唐五代多部伎演出情况考》一文商榷

余作胜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2019, 0(4): 115-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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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九、十部乐是用于宴飨百僚宾客、朝会大典等场合的仪式乐舞，在唐代政治及文化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学界历来多所关注。《唐五代多部伎演出情况考》共考得文献所载唐代九、十部乐施用记录47次，是目前关于唐代九、十部乐施用情况最重要的研究成果。然该文误考现象较为严重，其中无效条目多达10条，系时错误条目2条。此外，尚有见于今存文献的12次施用记录为该文所失考。经重新考证，删除《唐五代多部伎演出情况考》无效条目10条，增加失考条目12条，共得唐代九、十部乐有效施用记录49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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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广东汉乐在粤、沪两地的传播、发展——以何育斋与广东汉乐的关系为视点

黄燕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2019, 0(4): 129-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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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汉乐是主要流传于粤东客家地区的民间器乐艺术。何育斋是汉乐历史发展过程中极具代表性的人物。20世纪30年代，他在粤、沪两地组建客家乐社、改良乐器、搜集乐谱以及演出交流等，不仅为广东汉乐的成型提供了人才基础、曲目储备和乐社组织，也深刻影响了汉乐的乐器组合、演奏技巧、演奏方式和艺术风格等方面的传承与变迁。何育斋对客家民间器乐的传播与推广，既是对当时“国乐改进”思想的一种见解与实践，也是近代岭南地区器乐音乐形成、发展及其走向现代化历程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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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彪西的〈伊比利亚〉》（马修·布朗著）

柯扬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2019, 0(4): 139-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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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价值判断的维度与音乐评价标准的建立

苏哲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2019, 0(4): 148-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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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审美价值判断具有多重维度，本文从知觉维度和呈现维度观察评论者对音乐作品的接受过程、审美倾向以及评论活动的落实，明确音乐审美判断的复杂性，并以此为基础探寻建立音乐评价标准的情境及所需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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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中央音乐学院·北京国际管风琴音乐节”简讯

沈媛, 孙莉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2019, 0(4): 155-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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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9年目录索引（总第154—157期）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2019, 0(4): 158-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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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出日期：2019-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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