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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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鸿铎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2021, 0(2):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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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的专业音乐创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室内乐创作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所取得的成绩尤其令人瞩目。文章将对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近40年中国的室内乐创作展开论述，内容聚焦于室内乐创作的形式路径和写作策略的演变，及背后观念的转变。在此基础上，再思室内乐创作的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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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觉音响与视觉影像相互介入叙事中的“女人故事”——谭盾多媒体音乐《女书》叙事结构对位研究

杨静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2021, 0(2): 18-3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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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盾的多媒体音乐《女书》由13个具有独立标题的乐章组成，创作灵感源于湖南江永“女书”文字本身和文字背后关于女人的故事。该作品突出音乐各元素之间、音乐结构和多媒体影像结构之间，以及音乐结构和故事情节、叙事结构等关系间的多重结构，并且追求多元文化的“对话”。文章基于贾达群教授提出的“结构对位”分析理论，通过剖析《女书》中视觉与听觉共同作用机制和多种创作元素相互关系产生的叙事结构，研究其引发的多元对位现象。该文主要从音乐标题文本叙事、音乐叙事结构对位和微电影叙事结构对位三个方面对这部作品的叙事结构对位样态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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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音乐传统的延续与传统音乐的变迁

周耘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2021, 0(2): 3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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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通过解析传统音乐文化的概念，将传统音乐文化解构为“音乐传统”与“传统音乐”两个层面。认为前者侧重观念、制度，具有稳定延续的特性；后者特指具体作品，具有发展变迁的特性；二者不同的属性，共同维系着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文章强调，只要掌控好“音乐传统延续”与“传统音乐变迁”的平衡机制，在现代化、全球化加速的21世纪，传统音乐文化仍能呈现多样的音乐传统永续不绝、多彩的传统音乐熠熠生辉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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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视野下京房“一日音差”发现的重大历史意义

喻辉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2021, 0(2): 4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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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乐律学研究一度领先世界水平，在东亚和世界范围取得过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中国当代乐律学研究评价话语体系里，一方面许多中国学者和政治家们对朱载堉“十二平均律”计算方法的发现引以为傲；另一方面，对于其他一些更为古老的中国乐律学研究成果常常难以通过全球音乐学术参照系来进行全面认识和历史评价。论文通过跨文化比较，研究以“一日音差”的发现为代表的“京房六十律”理论体系在人类文明和科学发展史上的独特价值，并通过全球视野来重新确立这一中国古代乐律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在人类知识探索过程中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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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歌的教育传承与中国声乐

肖璇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2021, 0(2): 60-6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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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歌是中国声乐的风格归趋，中国声乐是民歌的现代命题，中国声乐的建立，传统民歌与有功焉。但民歌的声乐教学是否能成为中国现代社会转型后民歌多元传承中的一种、并反哺民歌文化母体？目前高等音乐院校的民歌声乐教学折射出中国声乐表演的当下困境。中国声乐教育要突破声乐的技巧瓶颈、逐渐走向确立人声艺术风格的表演学科阶段，应反思长久以来的西方中心主义，并在平等对待中国传统声乐技术和西方声乐技术基础上合作创新，重构中国声乐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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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乙编钟十二声名结构样式与生成之推导（上）——兼论其证据与推理方式

黄大同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2021, 0(2): 6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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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乙编钟上的十二声名组织，是乐人对最初出现于编钟音列低音区、只含五声之名的2个三钟六声组合音程，按三分损益相生顺序调整排列，并作扩词命名的产物。该生成来源与声名构词命名规律、一钟两声组合规律、编钟音列发展规律、曾国律名与文献律名结构，以及逻辑学与证据学规则等各方证据，全都导向同一结论——其具有一种以宫起始、由贯穿始终的横向四五度与纵向大三度音程交织构成的立体结构样式。这既指出了公元前5世纪中国十二声名的形态构建与三分损益法属性的本貌，也再次确认，以两套甬钟音列片段的当代“衔接”来创造证据的“甫页曾体系”说，与以它为依据、为基础的诸说，可视为对史学形态素材的发展，但绝非对曾钟所载先秦乐律理论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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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丽江洞经音乐传承发展研究

和云峰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2021, 0(2): 88-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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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洞经音乐是明末清初由汉族、白族地区渐次传入纳西族地区并被高度“纳西化”了的音乐形式，其中包括器乐、声乐及与之相适应的道教谈演仪式。20世纪及新中国成立以来，与该民间乐种相关的乐会、乐人、乐谱、乐器、乐曲、乐事均产生了较大变化：乐会维护呈现由家族维护、集体维护、个体维护、政府维护的发展迹象；乐人身份由早先的乡绅、文人和有闲阶层渐次转向普通民众；乐谱的使用历经工尺谱、简谱、五线谱再到工尺谱的螺旋回归；乐器种类从单一逐渐到繁复；乐曲从传统渐次走向创新；乐事基本脱离了原先的约定民俗并且已逐步适应当下新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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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还能被撵走吗？——新宾满族正月扭秧歌放路灯“撵鬼”习俗音乐的功能变迁

张林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2021, 0(2): 104-116+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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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宾满族扭秧歌活动原存于正月“撵鬼”习俗。秧歌音乐包括唢呐曲牌、秧歌柳子、打击乐，分别主要具有连接功能、表白功能、震慑功能。但整个习俗之所以具有撵鬼祈福功能，主要缘于秧歌隐含着的一种特殊身份。从秧歌队的脸谱中可以看到这一身份隐喻的线索。实际上，秧歌经历了“着戏为傩”的过程，是傩的世俗化。当下，伴随着信仰式微、人类力量增强以及民俗神秘性消失，撵鬼习俗逐渐成了一种文化表演。随之，秧歌音乐的撵鬼功能逐渐弱化，被用来塑造满族的文化认同和乡民的文化自信。其文化融合反映了满汉两族的双向认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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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东南苗家人的音乐文化认知模式研究

欧阳平方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2021, 0(2): 117-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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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学术话语体系中，黔东南苗族音乐被划为民歌、说唱、器乐、舞蹈、歌舞等类型，然苗家人自身对苗族音乐的内部结构类分与解释体系则非如此。历代以来，黔东南苗家人“口传”存有一套自成体系的音乐分类规约和认知模式，赋予其特定的功能性与场景性，并渗透在他们日常生活的各种音乐概念行为之中。其中，对苗族音乐内部结构的类分体现了苗家人独特的音乐思维，而在对苗族音乐的用语表述中则更是全方位地反映了苗家人的社会、历史、生活、情感及态度。从认知民族音乐学的角度出发，对苗族音乐内部结构分类、相关音乐用语的描述与阐释，是理解黔东南苗家人音乐文化认知模式的一条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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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阿多诺流行音乐与新传播媒介的批评理路

张晶晶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2021, 0(2): 130-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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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多诺的音乐批评所涉对象广泛，几乎囊括他所属时代的所有音乐品种。除了艺术音乐，他还对流行音乐，以及留声机、电台广播等新传播媒介做了见解独到、个人风格鲜明的探讨。文章以阿多诺艺术音乐批评的复杂学理背景为基础，梳理了阿多诺针对流行音乐及新传播媒介所展开的批评。阿多诺针对流行音乐与新传播媒介的批评与阿多诺的艺术音乐批评之间存在一条一致的批评理路，即通过对素材这一核心内容的考察完成对社会现实和真相的批判。尽管素材在流行音乐与新传播媒介中皆遭遇了程度不等的耗损，但两者亦都存在令阿多诺无法忽视的闪光点，这部分批评修正了阿多诺艺术音乐批评中凸显的问题，并与音乐社会学产生了更加密切的关联，也因此，为当下的音乐批评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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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音寥寥世传寡繁声绮调何为者——明代顾挹江及其《步虚仙琴谱》研究

白佳欢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2021, 0(2): 14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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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挹江是明代嘉靖年间松江地区的名士，辑刻有《步虚仙琴谱》传世。文章据日本内阁文库所藏九卷全本复印本，对顾挹江生平及该谱的版本、主要内容、指法特点和琴曲风格进行梳理研究。《步虚仙琴谱》寄托了传统儒家以乐明德正心的乐教思想，收录了较多南宋浙派琴曲，指法部分主要沿习了《风宣玄品》，但个别指法的解释略有差异。对顾挹江及其《步虚仙琴谱》的研究，可对明代松江琴学以及明代江南琴学的研究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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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与异域风情——从文艺复兴到莫扎特》（拉尔夫·洛克著）

林海鹏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2021, 0(2): 151-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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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第0卷, 第2期　
刊出日期：2021-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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