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斯惟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2025, (4): 66-80.
全民族抗战时期的中国新音乐文化,在民族危亡之际实现了深刻的多维变革。在横向空间上,根据地、大后方、沦陷区三元并立,虽然因政治环境不同呈现出了革命动员、多元共生与隐蔽抵抗的差异化形态,但音乐家们大都以音乐为载体呼应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形成了互补共生的格局。在纵向社会层级上,音乐重心从东部向西部、城市向乡村迁移,打破了战前精英壁垒,推动了音乐传播的阶层下沉,成为全民族抗战的精神纽带。在深层范式上,救亡叙事取代个人抒情,创作转向社会现实观照与民族精神诠释,现实主义特质凸显;对“民族气派”的审美追求超越传统“中国风格”技法,加之理论自觉,促成音乐从审美娱乐到社会动员的功能性转向,完成了从模仿西方到民族自觉的文化重构。